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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问西东》是为清华大学拍的百年校庆献礼片，它记录着清华大学作为几代人的名校，思想和精神的传承。
“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是清华的校歌，表达着清华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
01
传说中的校训
相传清华大学原来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之后，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他的校训是：“又红又专”“听话出活”……
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相传的十六字的校训，变为了八字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该校训一直延续到如今。
何以清华大学会有相传的十六字校训？
清华校训丢掉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然而，这才是真正的清华精神。
02
大师云集的清华
《无问西东》里，我们看到在此精神之下的清华，是何等辉煌、炫目。
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非大楼也，是大师也。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清华，也真的成了大师风云际会的地方。
影片里，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清华人是：梁思成、林徽因、梁启超、王国维、徐志摩、孙立人、冯友兰、钱穆、蒋梦麟、杨振宁、马约翰、钱钟书、沈从文、朱自清、陈省身、华罗庚、穆旦、闻一多、陈寅恪、袁复礼、邓稼先……。
这长长的名单，哪一个拿出来，都会让我们现代人心醉魂迷，叹为观止。
作家岳南说：这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这不免让我们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天才成群的来”？
03
钱学森之问：大师去哪了？
在这次复兴之后，清华一下就冷清了很多。别说大师，连个名家都很少。
最后，温家宝总理都看不下去了。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老继而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温家宝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这当然不仅仅说的是清华。
但是钱学森作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亲自颁发过聘书的老师，对比那个大师云集的清华，何尝不是更加感到没落和失望？
以钱学森的眼界和学识，难道他不比温家宝总理更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无法培养出大师吗？
看来，钱学森深知“看破不说破，还能做朋友”的道理。
04
真正的清华精神
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在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的陈寅恪看来：这是他一生学术追求的精神和目标。
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的碑文中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他在该文中还说：“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在陈寅恪看来：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值得为其而死。
之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八个字也刻在了陈寅恪自己的墓碑上。
05
日本的经验
事实上，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仅仅是他那个时代学人的共识，也是世界学人的常识。
根据2017年FT中文网的一篇《人格独立与学术自由：日本学者的启示》文章。
该文章对日本的教育考察和研究，作者将此学术成就归因于：人格独立与学术自由。
而小小的日本，已经有22位诺贝尔奖。从2000年到2016年，日本几乎每年都有人拿诺贝尔奖。
他的研究称：“从东大到东洋文化研究所，遵循严格的教授自治模式，基本上除了特别细枝末节的事项外，学校或研究所各项事务的安排都要经教授委员会讨论通过。”
对于日本高校这种教授自治，日本政府其实很头疼，因为学者“不听话”对他们可不是一件好事。为此日本文部省还曾专门修改了大学教育法，明文规定公立高校实行首长负责制，即校长、院长（所长）说了算。
但对于这个规定，早稻田、庆应、明治等私立大学根本就不理会，而且即便在公立大学里，日本政府的愿望也常常是落空的。
作者最后称：人格独立是学术自由的前提，不唯命、不唯上，应该是做学问者的伦理底线。
事实上，这样的经验根本不需要从日本学习，清华大学在大师辈出的时代里，就是这样。
06
赶走校长的清华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清华大学真正的传统。
1930年的初夏，国民党试图将党义嵌入教科书中，让清华学生们学敬军礼，接受驯化。
当时，罗家伦宣誓“受命党国”，就任清华大学校长。
按说罗家伦也是个进步青年，他是蔡元培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
但其任清华校长期间，积极配合政府，试图对清华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甚至成立政治训育部，监管学生言论。
很快，清华学生就自发抵制，冒着被开除的危险，为拒绝军训、党义而罢课。
教授们也与所有党义课老师疏远。
无奈之下，在清华礼堂内，罗家伦当着全体师生的面被迫提出辞职。
结果学生们纷纷表示：“无论国父同意与否，我们皆无挽留之意。”
这样，进步青年罗家伦校长，就被清华学生轰跑了。
6月间，阎锡山派来新校长——清华1919级毕业生乔万选。
可是教授们对这位仁兄丝毫不感兴趣。
学生则认为此人还不如罗家伦，“依他的资格、程度和名望，至少还得做十年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才行”。
乔万选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牛哄哄地带着三汽车武装卫兵及一干人马护驾，企图武力接任，
刚到校门口，就被学生纠察队挡驾。
之后，他签了“永不任清华校长”的保证书后才被放走。
清华学生天生热爱自由与独立，他们容不得当局政府的随意介入。
之后，他们将教育部提名的校长拒之门外，11个月清华无人管理。
最后，清华师生向教育部提出了担任校长的5个条件：
1、没有党派色彩。
2、知识渊博。
3、要有很高的威望。
4、人格要高尚。
5、能实实在在发展清华。
罗家伦被轰走后，又几经更迭。
直到梅贻琦接任之后，清华才开始稳定下来。
07
梅贻琦担任校长
梅贻琦刚来的时候，学生对其也是观望和不信任态度。
但很快，学生发现梅贻琦把“人格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作为其教育理念，才日渐接受了这位校长。
梅贻琦也成为清华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这位梅贻琦就是《无问西东》里向吴岭澜传授“真实”真经的那一位。
人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梅贻琦称：“大学教育之重，在于人格。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完善的人格，那么走上社会也不会对社会有利。”梅贻琦将学生的独立人格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
他力争贯彻清华的自由传统，平时寡言少行，作为校长，他推行无为而治，坚持教授自治。别人问他意见时，他的回答常常是”吾从众”。
梅贻琦说：“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
当时，激进的闻一多也在清华任教，梅贻琦虽然不甚喜欢他，与其政治观念相左，然而，却在蒋介石过问此人时极力为其辩解，才把闻一多保留住。
08
传奇的西南联大
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就是《无问西东》中那个战火中的大学。该校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该校提出：“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
它在不到4000名的毕业生中，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清华校长梅贻琦接管了这个学校后，更是发扬“独立精神、思想自由”之精神。
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
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理学术事务。
与上面说的日本的教授委员会雷同。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制定各项规章。这就是中国教授治校的开端。
西南联大承继清华传统，始终践行着自由与独立的精神。
1939年，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后，以战争为由，要管制西南联大，“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对此，西南联大不以为然。
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说：“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选择人才的自由。”
不仅仅对待政府，西南联大保持着一个大学的风骨，不卑不亢。在其内部学生与老师之间，也传承着这样的精神。
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
联大学生、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
前面提到的陈寅恪，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他更是创新见解之典范，他提出了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冯友兰、吴宓等教授都常去旁听。
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课堂上，学生可以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不会生气，反而对学生更加欣赏。”
那时，做学问的风气就是这般纯良。
在西南联大，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教师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拿高分。
这样的学术氛围，也难怪西南联大会成为中国大学的一段传奇。
那么，我们一定会问：西南联大承继了清华的传统，清华此传统从何而来呢？
其缘由：1、经济独立；2、基督教精神的发扬。
09
基督徒的血换来的清华
清华大学的建校以及之后到1949年，学校经费不是国家拨款而是来自庚子赔款。
因义和×杀害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而引起的庚子战争，清政府拿出来的庚子赔款，最大的受益人是中国的民众。
在宣教士的斡旋下，庚子赔款大量的退还，用于中国的医疗和教育。
“庚子赔款退得最彻底的是美国人，它真的就是一分钱没要，现在基金会还在运作，只不过1949年以后，因为不可描述的原因，退回的钱只能给台湾新竹的那个清华大学，而给不到大陆的清华大学。”（资料来源于： 张鸣，《「义和团」 运动(续)》）
可以说：今天的清华大学是用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血换来的。
不花国库的钱，当然会多几分硬气。
10
基督教在清华的传播
而更重要的是，清华基督教精神的传承。
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在美国留学期间，寄宿在基督徒家庭，1878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并与24位留学生共同创办“兴华会”，即为促进基督教在中国发展而成立的社团。
他回国后，参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基督教青年会。这个青年会实质就是一个查经班。当然，它不仅仅限于日常查经学习，还参与各种社会服务。
当时清华中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占清华学生的半数。
之后清华历史系麻伦教授，发起基督徒购买海淀房产，用于礼拜之用。后来就逐步发展为今天的海淀教堂。
唐国安看到，中国之强大更在于年轻人的心意更新，更需要上帝的恩典。
于是他参加关于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留学之用的谈判。
1909年他带着47名留学生赴美学习，其中就包括上面介绍的对清华影响最大的校长，梅贻琦。
这次赴美留学的机会，让梅贻琦也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回国后，他在清华服侍基督教青年会，常常带领学生查经。
梅贻琦在清华做校长期间，秉承着 “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这就是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章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的教导。
因着这样的精神，他在做校长期间，才敢于削减自己的行政权力，实行教授自治的模式，而他自己则成为一个服务大众的仆人形象。
古老的中国，在“学而优则仕”的学术江湖中，哪里听过思想自由、独立精神。
而这八字箴言，却使得清华顿时如同一条清流，引动了人们心中对真理的渴求和懵懂的芳心。
霎时间，出现了万马奔腾、高手云集的场景，让人猝不及防。
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也恰恰来自那些描绘这所学校蓝图的基督徒的信仰之手。
在《圣经》的启示下，他们深知：每个人在造物主那里获得了自由与独立。
清教徒为这个世界贡献出的良心自由，是后来诸多自由的精神基础。
上帝才是良心的主宰，而不是凯撒。
这是清华学生敢于冲破党国之厄，选择自己校长以及抗衡驯化的源动力。
这也是那些大师可以如活水般涌出才华的真实力量。
愿上帝再一次祝福中国。
张凯于2018年1月30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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