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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一时的“我爸是李刚”案件今天终于在望都县法院宣判，交通肇事罪，有期徒刑6年。
人们或许都不能记起当事人的名字，李启铭、陈晓凤，或许那样多的愤怒、谩骂、质疑、谣言也会瞬间随风飘散。
然而，李刚却成为一个代名词，被我们记忆。它会隐痛我们的神经。
有一天我们回顾历史，或许会发现：这个名字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伤痛的缩影。
对此，我们有太多的解读，然而当一切归入了司法程序时，我们也会随着法律的进程或悲或喜，抛开一切的爱恨情仇，用常识、用法律的视角我们来借此窥探中国刑事司法之现状。
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
圣经原初的金言后来成为法律界中关于程序与实体正义的辩驳基石。
在整个案件过程中，我们看到程序正义距离我们的很遥远，让这样一个本身简单的司法过程变得让人狐疑和不解。
不正义的程序必然导致糊涂的判决，此案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一、权力控制司法，无法摆脱的司法困境
刑事司法本身是法学家精心设计，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贵重仪器。
它需要专业人员操作并非常的精准，任何一处的偏差都可能导致最后出来的产品变形。
而且专业人员不能越位，在一个流水线中，只做好自己的本位就好。
然而，我们的刑事司法实际是被权力左右，非专业领导专业人，这让多少法律人纠结万分，本质上法律工作是充满荣耀感的，它是用专业的语言和思维对公义、爱、平等、自由等基本价值的表达，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探索的价值沉淀，甚至可以说它本身是非常美的。
但是这样美的东西却被幕后的利维坦怪兽所左右。
最后变得不伦不类。在河大案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样的痕迹：
省长发话、央视专访、施压律师、解聘律师、和谐新闻、受害人失声。
每一处都掺杂着权力的影子，在这种阴影之下，我们的司法无法展现其贞洁，却像娼妇一样被蹂躏和糟蹋，任人摆布，毫无尊严。
二、失衡的裁判者，竞技变为表演赛
一场法庭审理，本质上是一个力量博弈的竞技场。
博弈的英文就是game。
game可以翻译为游戏。游戏的特征在于：规则是确定的，双方机会是均等的。
法官是中间的裁判者，在既定的规则下，法官发现违规而予以制止。
这需要法官有独立的人格，高贵的品格、谦卑的性格。
他在这种竞技中表达常识和良知。
他不得与任何一方有所勾结，或者成为同盟。也不得被其他第三方左右。然而，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常常置法官于尴尬的不义之地。
法官受制于层层的行政管制、政治信仰的约束、甚至参与竞技的检察院，天然的还有监督法官的权力，
法官出于权力运作的惯性和自身处境的考量，最后变为挥刀者而不是裁判者。
河大案中，我们看到：法官“打电话给陈父家的支书，要其作陈父的思想工作，劝陈家放弃参与诉讼”（王克勤记者调查）。
可见，竞技还没有开始，法官已经劝一方放弃比赛了，如此的法庭审理，就彻底变为检、法、师给全国人民的一场表演赛，想必进几个球、哪里摔倒都是预先设计好的，没判决的时候就有人让我预测，我就说交通肇事，6年。居然一点不差。既然是表演，真正内行一看就会知道结论。
这样的表演式的庭审每天在中国大小法院上演，或者法官和检察官共同演给被告看，或者三方共同演给公众看，演给上级看。
三、公开审判，无法揭开的迷雾
审判公开是刑事司法重要原则，让审判在阳光之下，才能提高对阵双方的技能，防止裁判者吹黑哨、假哨。
公众案件的公开审判其意义更加重大，他本身是对国民的法治教育，让法治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习惯，一种信仰。
这样法律才能有力量，有尊严，有品格。
然而，我们越是公众案件，却越放在黑屋子里。
让人们无法参透黑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是流言蜚语、谩骂污蔑就满天飞。11月份我总结公众案件的固定模式：“……公开审理但你想旁听就是就不去、很快被大众淡忘。”
果然，河大案再一次按照我说的模式运行，大量的记者被排除在外无法旁听，公民只能在法庭外围观。
四、受害人权利缺位，最关心正义的人变花瓶
在一个庭审过程中，事实上两种位置的人最关心正义，一个是被告，另一个是受害方。
法官的判决直接影响到这两种人的实际权利。然而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中，实际这两种人却都是最弱势的，如果没有和权力结盟或勾兑，几乎处于任凭宰割的地位。
在制度层面上来看：河大案的受害方，陈家在整个侦查阶段到法庭的过程中的实际拥有的权利非常有限，在罪名上，他们虽然提出了和公诉人不同的意见，但几乎不会被采纳，本案中法官直接就劝他们放弃参加庭审。
而即使他们对判决结果不满意，他们也没有独立的上诉权。
受害人本是最关心庭审正义的人，却排除在庭审之外。
最后很多受害人只能通过上访等途径寻求正义。
河大案是一个中国刑事司法的缩影，任何一个气泡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我们几乎可以在这个案件中看到所有司法的影子。
任何一个气泡的破裂也会让整个司法出于瘫软状态，瘫痪的司法必然看不到尊严、价值、宽容。最后死水一滩。
张凯律师文章会在本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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